快樂的童年
那是1960年代，台灣還沒有幾家幼稚園。我讀的是高雄佛教會辦的慈育幼稚園，每天穿著圍兜兜和一群小朋友搭上三輪車改裝的娃娃車去上學。一進學校就有師父雙手合十站在門口迎接，小朋友也自然地跟著雙手合十互相問候。老師的教學都是以我們的母語台語授課。放學後，沒有作業、沒有安親班、更沒有才藝班，除了做家事、幫忙照顧弟妹，就是和鄰居玩。母親打點一家人的生活起居，訓練五個小孩的生活常規，但是從不逼我們讀書，因為她相信品格比讀書重要，生活能力比考試能力重要。我跟著父親遊覽過許多地方，六歲就在台北看過電視，八歲就去過烏來認識原住民，父親相信小孩子要多出去玩才會健康聰明，一天到晚關在家裡讀書是沒有用的。

受盡體罰卻不知煩惱的「智障」小學生
第一天上小學，我真的很開心，因為可以向鄰居的大哥哥大姊姊炫耀我擁有自己的書包。拿到課本那一晚，媽媽教我用月曆紙把課本包得漂漂亮亮，包好的課本不會弄髒，我到現在還維持著這個習慣。學校是快樂的地方，有許多玩伴與新鮮的活動。雖然完全聽不懂老師所說的每一個字，但只要坐在位子忍耐一下，等到下課又可以和同學一起玩。雖然每天到學校的第一件事就是被老師打手心打屁股，因為回家功課沒寫，但還是喜歡上學。沒寫功課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的手無法將要寫的字寫進作業簿的小小格子裡。後來老師可能打我打累了，她要父親將我轉學到啟智學校，但父親說我在家是個聰明的小孩，只是在學校比較笨，應該還可以讀下去。現在回想起來，父親真的對我非常有信心。
這一生第一張學校考卷是40分，我很高興地把考卷帶回家給父親看。那天父親工作到很晚，我不肯睡覺，就是要等父親回家。父親一邊吃飯一邊看我的考卷，他說：「你這次考40點喔！再來每一次要考多一點！」我也覺得很高興，反正一次考多一點，多考幾次就會越來越多點。有一次父親帶我去看一個遊行，父親指著眼前走過的一隊女生隊伍，說「妳以後能唸這間學校，你老爸就歡喜了！」雖然當下並不知道那是什麼學校，但那句話給我很大的力量。父親給的期望都很具體明白，簡單而沒有什麼目的，只是說一下，讓孩子感受到一種信心而已。如果那天父親拿著「40點」的考卷把我大罵一頓，也沒告訴我如何進步，後來的故事可能就不一樣了。

其實只是需要一個翻譯
小學二年級時，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全家搬到臺北。班導劉老師看我的第一眼是充滿希望的眼神，她用不熟練的台語說「這個孩子真乖巧！」那是第一次有老師稱讚我。老師不只是口頭給我信心，她允許我在作業簿上用四個格子寫一個字，還安排一位同學坐我旁邊當翻譯，負責將老師說的國語翻成台語、也將我說的台語翻成國語，從此不再因為讀書被老師責罰。幫我翻譯的同學相當神氣，因為全班只有她可以在上課時間一直「講話」。翻譯的日子其實很快就結束，因為在學期結束前，我竟然不知不覺地學會說國語，也學會把字寫進作業簿的格子裡。三年級時，我變成副班長，也是全班第二名。之後一路順利地考上高雄女中、台灣師大化學系，畢業後考上公費留學考試，到國外拿到博士學位，目前在清華大學任教。我很清楚自己的人生是從「40點」開始，一定要一點一點努力，勇敢面對人生一切的夢想與挫折。

信心與環境很重要，每個孩子都是天生的學習者
父親也是我的算數科目啟蒙者，他用家裡販賣的百貨商品教我算數。有一天他搬出一大堆牙膏陪我玩，教我數字1到數字100，還有加減乘除法，我們玩得好開心。在父親的牙膏遊戲中，不用背九九乘法表，我就學會做乘法的算數。只是他用台語教我算數，到了學校用國語就施展不出我的算數能力。幸好劉老師知道我只是不會說國語，她讓我用熟習的台語開始學習，而不是先否定我的能力，用心安排「翻譯」，架一座橋樑讓我從台語走進國語的學習世界。
因為環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每個孩子的不同智能有不同的發展進度。所有的人都具有至少7種不同的智能，包括「語言」、「數理邏輯分析」、「空間概念」、「音樂思考」、「動作技能」、「理解別人」以及「理解自己」，共7項智能。每個人在這7項上的表現不同，而且面對不同情境、不同問題或不同工作時，會結合不同智能解決所面臨的問題。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智能需求，以致對不同智能的重視程度不一樣。而不同文化背景的生長環境所重視的智能、所熟悉的智能也不一樣，所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長的孩子養成的智能也不一樣。
學校與老師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設法瞭解孩子的文化背景與生長環境，找出孩子已經具備的智能、接受孩子已經具備的學習優勢條件，設法將孩子「已經有的智能」連結到「我們期望的新智能」，來帶領孩子學習。現在一般學校老師還有家長過度重視某些特定的智能，忽略孩子的不同智能，只強迫孩子用不熟悉的內容和方法學習新知識。孩子們在學校無法體驗上學的理由，難怪有些孩子根本不想上學、甚至不想讀書。這是身為教師與家長的我們要好好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