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17日成立的新港文教基金會，再一年就整整三十年了，這年裡，將供人檢討反省，在這資源匱乏、老化少子化嚴重的新港農業鄉，三十如何而立？為何而立？可不可以未來三十年，基金會仍可繼續成立。
不能否認，基金會會在解除戒嚴的1987年成立，一定跟當時新港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信仰等氛圍有關，特別面對幾乎是全民同樂的大家樂賭博遊戲，一方面傳統農村文化保存受不了出口導向經濟發展的催殘，台灣錢淹腳踝的同時，精神生活沒有進一步提升，空虛的心靈反而墮落在變本加厲的金錢遊戲中；另方面，解除由上而下的戒嚴統治後，台灣社會長期被壓制的良心訴求，如228平反、農民、婦女、原住民等弱勢者的權益、環境保護、文化傳承等等此起彼落，新港之所以選擇成立基金會，一部份可能和抗議縣府強制徵收中洋村土地轉賣財團引發的520農民運動被強力打壓有關，於是，較沒有政治色彩的文化教育工作，以「期望下一代不變壞」為願景的文教基金會，成了那時新港鄉親共同的出口。
1987年7月15日凌晨正式解除戒嚴，開始允許台灣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然而，戒嚴的幽靈卻時時浮現，直到歷經三度政黨輪替的今天，有時我還在懷疑台灣社會是否有真正解除戒嚴。當年新港鄉親受到林懷民率先捐出十五萬元的鼓舞，自動發起募款，每每召開籌備會時，會場後面常常有些不請自來的陌生人士徘徊，在注意聽我們的討論，也有黨部人員欲介入董事會人選，地方人自己關心地方事在統治者看來好像是件危險的事。
基金會一開始只是引進藝文展演，辦些活動給孩子開開眼界以彌補城鄉差距，然而，在有心人士看來，天下怎麼可能有那麼「憨」的醫師，只是出錢出力而已；這樣的懷疑在1989年租用媽祖大樓前房子作為基金會會館時達到高峰，因為當時邀請了林懷民耕耘新港的父親，貴為考試院副院長的林金生先生返鄉主持啟用儀式，許多鄉親以為，陳醫師會以基金會為基礎，經營人際關係，在林副院長家族的加持下，政治前途將無可限量；然而，我只是為了圓父親一生最大夢想而返鄉開業，基金會成立在開業的第七年，診所正是最忙碌的時候，之所以會成立基金會，主要原因是光靠藥物無法根治罹患大家樂群症候群的鄉親，我想要從心理、社會、文化、心靈等各層面，尋找大家樂成因及防治方法，參與選舉玩弄政治並不是我的興趣。
基金會租用會館之後，為了日常運作及辦理活動開銷，光靠一百多萬基金所生的利息根本不夠用，為了解決此困境，林副院長親自帶我拜訪長榮集團張榮發董事長，答應支持基金會每年一百萬，連續三年，但是，三年以後呢？
記得還是台大醫科學生的時候，我曾在林副院長家中當家教，他指著客廳牆壁上掛著「公爾忘私」的匾額告訴我：「那是當年祖父林維朝先生手書，用來訓誡後代子孫的一段話，服務公職之後便一直掛在辦公室自我警惕，蔣經國先生當行政院副院長時到辦公室曾問起這段源由。」
其實，「公爾忘私」在新港長輩口中有許多活生生的例子：像前輩謝宗揚發起勸募、王得祿將軍等捐款設立作育英才無數的登雲書院、前清秀才林維朝提供家宅成立新港文人吟詩作詞的「鷇音吟社」、家產富裕的洪粉員創立「同樂軒」，開創新港「北管巢」的新世代…等等皆是。因此，若能傳承「公爾忘私」的精神將可以幫忙基金會永續經營，我們除了鼓勵小額捐款提供大家參與的機會，也將基金會轉成解決新港公共事務的平台，鼓勵義工對社區難題提出處理方法，雖然單靠義工一個人力量作不到，但是大家一起來總是較有成功的機會，基金會利用這種方式，逐步建立公共參與的空間，從藝文展演，到新港的環境、產業、教育、弱勢、健康等等，當基金會解決了這些問題，得到認同，鄉親才有可能出錢出力協助基金會的發展。
「公爾忘私」成了基金會最核心的價值，秉持這股精神，基金會一步一腳印，走了近三十年，展望未來，特別當台灣民主發展陷入派系對立、選舉買票的泥淖中而無法向前時，如何經由「公爾忘私」成就愈來愈多公共參與的力量，將是本來我們必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