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年來，我參與了太多新港社區有關的公共事務，不管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結果讓別人，甚至，有時候讓自己也忘了，我是台大醫學系畢業，三十二年前奉父命返鄉開業當醫師。
鄉下的開業醫師，限於設備、人力、專業、規模…等，能作的並不太多，而且鄉親多少迷信：愈靠近都市的醫師愈高明，愈鄉下偏僻的醫師愈落伍。三十二年來在醫療專業領域的服務上，鄉親病重直接送到都市大醫院，我較缺少挑戰，而且鄉下醫師愈來愈多，因此， 能創新突破並不太多； 加上1995年健保實施後，採用論量計酬，而非論人計酬，給付偏重大醫院，疏忽小診所，造成許多時候，無法在一次就診中，同時滿足鄉親的各式需求，另外，健保不涵蓋預防保健，社區醫師那種「醫未病之病」，及時介入疾病預防的功能無法發揮，這是我開業三十多年來的最大遺憾！
1999年，在衛生署保健處指定委託下，新港文教基金會開始參與「社區健康營造」的規劃及執行，這項計劃執行到2007年左右，因為拿不出具體成效來說服社會大眾，衛生署縮減經費預算，基金會開始走自己社區健康促進的路。
基金會思考，如何借助基金會工作，如鄉親一起學習日據時代孩童唱的歌，一起學習畫畫、一起掃地、一起聊聊天……等等，讓阿公阿嬤活得自在快樂，吐吐苦水，相互扶持，作些有益社區有益自己的工作，以促進健康，這些都是基金會漫長的學習推動過程；而且，健康促進是屬於專業的工作，對沒有這項專業的新港文教基金會，及2005年成立的嘉義縣扶緣服務協會，是項挑戰！
2005年，一直擔任基金會扶緣殘障聯誼會總幹事的高燦老師及林國平老師及趙偉正藥師等到診所找我，期待我出任尋求立案中的「社團法人嘉義縣扶緣服務協會」的理事長，那時，我辭公職返鄉開業已二年，看到嘉義縣城鄉差距，貧富懸殊，老化、少子化的問題日益嚴重，已非文化教育、藝文展演、環境保護為主的基金會所能處理，必須開創多元的社區工作內容，因此，我責無旁貸地接受此挑戰！
在扶緣服務協會的工作期間，我觀察到新港愈來愈多的老人，其實，基本上也是身心功能愈來愈退化；至於新住民，在溝通適應不良的問題上，跟身心障礙者也面臨相同的困境，於是，我建議，扶緣服務協會的服務要從身心障礙者擴大到老人及新住民，終於獲得扶緣理事會的支持。
身心障礙者、老人及新住民， 基本都是社區的弱勢者，健康風險比一般人高，如何服務，和基金會不同，所需要的專業知能更高，因此，我將醫學院畢業後，已經取得醫師資格的PGY醫師的社區醫療實習，帶入扶緣的社區弱勢照護體系中，是PGY醫師參與扶緣血壓站、送餐、社區關懷據點、健康補給站、家訪…等等的原因。
1987年，因為大家樂流行衍生各式各樣身心健康的議題，不是光在診所等到疾病發生才開始治療所能解決，後來，新港成立基金會，我選擇走出診所，和鄉親一起參與社區工作，如何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門診治療中，回到社區關懷，尋找更根本的治療方法。
二十七年來基金會的所有工作，其實或多或少，都和廣義的健康有關；2003年，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的健康，有四大面向，包括身體、心理、社會、及心靈四面向的最佳狀態（well being state），而且健康是動態的，可以及早介入預防改變，以恢復健康；古人所謂「上醫醫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提供了社區醫師可以早期介入的方法。
二十七年來，我一直以社區醫師的身份參與基金會及扶緣服務協會的工作，不敢忘記我父親的期待，雖然，診所的工作，在健康促進上，無法在健保給付制度的允許下，成就父親的理想，但是，我一直努力「上醫醫國」的社區參與；回想2012年，再度回任基金會董事長，這樣的理念愈形清楚；前些時候，台大公共衛生學院陳院長邀請我到院專題演講，談社區工作者心中理想的「健康社區」，演講中，我提出「社區健康生活共同體」及「社區醫師」兩個概念，來總結「健康社區」，也是我試圖從診所照護個人，擴展到照顧整體社區的心歷路程。
健康社區的具體實踐，必須在社區一直存在的兩股正反力量的對抗中堅持，不斷尋找向上提昇維護健康的方法，培養可以認同這些理念且付諸實行的人才，這大概是我退休前最重要的社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