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您終於走完近百歲人生，不再操勞兒孫生活之所需，可放下內心的重擔、不安與肉體的苦痛了！
媽媽生於民國四年，家庭貧困，外公家為了籌款蓋屋，七、八歲時被「賣」到新港街面大戶當童養媳，於是，大人的粗重工作落到幼小的她，後來，男方不滿意這位童養媳，拿刀恐嚇，才逃回家。
二十歲與爸爸結婚。爸爸出生四個月時祖父病逝，靠著寡母一手養大，陳家單傳，上有三位姊姊，在那弱肉強食的年代，祖母獨自扶養孤子弱女長大，其中艱辛，文字難以形容，祖母娘家雖是新港望族，個性倔強的祖母從不回娘家求援；媽媽結婚後，一面侍奉脾氣剛毅暴烈的婆婆，一面茹苦含辛生養子女，加上家徒四壁，祖母呵護個性溫和的爸爸，媽媽成了祖母唯一的出氣筒！
媽媽連續生我們兄弟姊妹九人，食指浩繁，靠父親寄藥包，勉強為鄉親處理高燒等急症的不定收入無法維生，需媽媽養豬、雞、鴨及下田耕種才能勉強過活，但是，大家庭耗費實在太大，只好每餐等孩子狼吞虎嚥後才上桌吃剩的，而且，早餐不吃，對外說是發願立誓等宗教理由，其實只是想省點食物給發育中的孩子吃飽。
我高二那年，祖母身體快速走下坡，受不了二哥當兵的打擊，整天在房內走動，呼叫二哥名字，因為已近全盲，需二十四小時照顧，爸爸負責白天，媽媽照顧晚上，但是，白天仍須工作不得休息，就這樣折騰了近年，這情景是激發我習醫的主要原因。
1981年我返鄉開業，最高興的除了爸爸有台大醫學系正科班畢業的兒子回來繼承衣缽，媽媽也甚感欣慰，因為那雙早已扭曲變形的雙手可以不再到田裡受日曬雨淋，然而，由於我太太興趣於研究，選擇留在台大讀博士及擔任藥理科教職，媽媽必須代替她的媳婦照顧我日常生活起居及四個多月的兒子，事實上，並不比種田輕鬆。
因為我太太台大的學業及教職繁忙，孩子出生後都由媽媽帶大，大兒子到小學時才北上就讀，小兒子讀幼稚園時北上，是標準「阿嬤的小孩」；我開業前十年病患多，每天現金有收入，但媽媽不會像一些「醫生媽」坐鎮櫃台，干涉診所運作，讓孩子夾在母親及太太間不知要聽誰的話，媽媽的明理，讓許多也在開業的同學羨慕不已！
1987年，看到許多原本憨厚老實的鄉親也瘋起大家樂，我和鄉親共組新港文教基金會，希望可以移風易俗，讓新港小孩不變壞，在開業第七年病人正多的時候，會有籌組基金會的念頭，其實是我受媽媽的影響，因為她一直強調：若有一碗飯，要記得分給別人，她識字不多，認為我放下診所業務從事基金會工作，是在做好事，是和大家分享診所工作成果；她很歡迎到家作客的基金會夥伴或義工，常常準備整桌菜，請他們到家晚餐或宵夜。新港鄉會和日本古川町結盟，延續十多年互訪情誼，開始就是因為媽媽準備的宵夜太讓古川町來訪的朋友感動！
2005年，媽媽的身體慢慢變壞，高燦及林國平老師等將原屬基金會的「扶緣殘障聯誼會」申請立案，邀請我擔任理事長，主持相關事宜，我深感新港類似媽媽這樣需要照顧的老人不少，提議扶緣工作由身心障礙者擴大到老人及新住民，獲得扶緣理監事會認同，我也從照顧媽媽的經驗中，逐步發展，從社區關懷據點到健康補給站，血壓站，到老人送餐，到發展社區型老人照顧系統，最近，大塊文化出版社希望將這個扶緣經驗寫成書出版，為了紀念媽媽，我將勉力而為。
回想媽媽坎坷的一生，幼年童養媳的悲慘經驗，加上結婚後面對亦是童養媳出身的婆婆，在貧困環境要養育子女長大，讀書受教育，假如沒有超人耐力，是無法走過來。然而，幼年心靈留下的創傷後症候群，結婚後又要在動不動被婆婆辱罵的環境下求生活，創傷後症候群未痊癒，又加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在老後智力衰退，腦前額部功能減退後，逐漸顯露出來，折磨她直到最後一天，這是她們那一代台灣老人的悲哀。我在228紀念基金會也見到許多偉大的台灣母親亦有類似症候群，雖然辛苦，但大都還能活得自在，且長壽，這就是台灣得以永續的精神。
媽媽您生了我們子女共九人，又傳下內外孫、曾孫近百二十人，可以說是福壽滿堂，這不是您剛嫁到崙子，等了四年尚未能生育時的焦慮所能想像，您和爸爸擔心我們長大會被人看不起，目前看起來大概不會發生。在您過世後我們守靈這段時間，我們陪師父每天幫您誦經，看到有七彩蝴蝶飛翔您靈前，有黃金蝙蝠停在您靈前的蘭花枝上，讓我突然感覺，您已經無所不住，也無所住了，您心理的創傷，身體的病痛早已復原，您已超越生死了！盼望您可保佑陳家，保佑新港、保佑台灣，讓您困苦中磨練出的心理特質：忍耐再忍耐，與人為善的台灣精神可代代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