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接任董事長期間，有關義工的召募、學習訓練、參與決策、鼓勵熱情等等困難，也是我必須檢討改進的地方。
基金會的義工們，從創立以來，一直擔任「脊椎骨」的角色，透過和董事及秘書組成的「金三角」，支撐且協助基金會大小事務的推動，不僅僅是「椅子」，想坐搬出來，不坐收回去，義工也是基金會重要的傳承，是鄉親共同的驕傲，多年下來，我們有兄弟檔、夫妻檔、父子檔、甚至祖孫檔的義工群；高燦理事長倡議的理念：「一個人無法完成的夢想，靠義工們共同努力才有可能」來鼓勵義工的參與，基金會因此所建立的義工組織及運作模式，一直是台灣各地草根組織創立時，請益及學習的對象；然而，2012年我回到基金會時，一切似乎改變了！
改變的原因很多，包括館內同仁的專業執行力提昇，為完成結案或考慮時效，無法慢慢和義工們磨合，久而久之，義工好像成了局外人；義工青黃不接，成家的成家，立業的立業，別墅創會郭清田會長的名言：「結呼行！」，義工們一呼百應的氣勢不見了；同樣工作做久之後新鮮感降低，吸引力不足；類似基金會的工作及組織增加，競爭出現，基金會不再是義工們參與的唯一選擇；25年前正值中壯年的義工，也已步入退休的資深銀髮族；早期的基金會，媒體報導不斷，甚至是李登輝先生參與台灣首度民選總統時特別拜訪的對象，這些鼓舞義工們的士氣，效果很好；2003年基金會因此得到了總統文化獎，然後，當這些光環逐漸褪色，除了靠國際大型活動凝聚義工向心力，實在找不出其他更好的方法。
雖然如此，2012年我再接任時，會訊編輯、圖書推廣、環保綠化、淨港掃街工作等，仍然活力十足，然而史蹟、募款、庶務、社區等組則面對著義工流失，創意及活力不足的困境，義工幹部會議漸漸流於形式，金三角的運作有時並不是那麼順暢；因為，像基金會這種第三系統組織，不具公權力，也沒有營利事業盈餘獎金的鼓勵，單靠認同，出自理想，想要長期留住義工，困難確是重重；因此，我接任董事長之後，為解決這些困難，特別擴大國中階段文教小義工的招募及培訓，並強化高校義工及新港誼大學生的訓練、學習及參與，盼望從小到大，為基金會培養新一代的義工，這些，在家瑋執行長領導下，我們看到了初步成績；我們也在張瑞隆董事長提供的土地上建構1/2自然農場，吸引退休人員的參與，新增自然農作義工組織，在賴鎮山校長夫婦、黃萬寶老師夫婦的帶領、二師兄及張媽媽等經驗傳承下，運作的有聲有色。
除了這些，2012年新開始的「相信工程」工作，感謝法華慈善會眾師兄姊、新港國中社區媽媽及余經理協助送餐，然而在招募社區義工來陪伴相信孩子卻碰到困難，我曾多次拜訪多位有經驗的退休公教人員，大都以生涯另有規劃推辭；我也在他們聚會的場合宣揚公共事務參與可以減緩失智失能，效果好像不太大；到底用什麼方式帶動義工參與？如何開好義工幹部會議，恢復金三角的功能，一直是我接任董事長後最大的困擾！是不是義工們重新學習如何開會，以增加效能，也擴大參與；有沒有可能將基金會轉為社會運動型，批判新港社區的不公及不義，來尋找社會認同及參與；或終身學習、自我成長型；或問題導向、社區發展型；或慈善救助型；或資源整合平台型；或最簡單的同樂樂型；或上述各型的綜合體，當基金會重新定位後，大家一起參與討論，上述問題或許才有解決的可能。
回到基金會是第三系統非營利組織的本質，我們的存在是彌補政府公權力的不足，同時是監督營利事業在尋求最大利潤時的可能傷害，我們是延續台灣傳統農村社會「子弟戲團」同村協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公爾忘私」培養後進的精神，這是基金會之所以能存在三十年的最重要理由，基金會雖然面臨著義工斷層的困境，但是，我相信「義工」不是嘩眾取寵的代名詞，也不是尋找功名利祿的手段，縱然辛苦，我們仍不忘初衷，因為，「公爾忘私」的義工精神畢竟是有尊嚴的「新港人」，不能缺少的一項要素。